时时彩代投注 译者 || 林少华:我译日本文学 2020-01-09 15: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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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彩代投注,本文转自:浙大译学馆、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前 言

大家下午好!虽然说,我作为翻译家,讲了三十多年翻译课,应该可以这么说吧,虽然我作为教书匠,讲了三十多年的翻译课,同时作为翻译家,又搞了三十多年翻译实践,又岭南塞北,去了不算很少的地方,做过翻译讲座,但是在橙黄橘绿、江南最好的时节来到西子湖畔,尤其来到西子湖畔的响当当的985、响当当的双一流,浙江大学,还是叫我感到分外激动,分外兴奋。我所在的中国海洋大学,也是双一流,也是985,但是排名基本上倒数来着,那和浙江大学不在一个档次。所以能忽悠到这里,我的确分外兴奋、分外幸福、分外幸运。所以我要对给我这样一个宝贵机会的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表示感谢,更要感谢诸位的捧场。可别听着听着,大家借故一个个溜走,那对我将是十分沉重的精神打击,有可能让我从此一蹶不振啊。那么我就开始讲。

讲点什么呢,讲点翻译。但是翻译这个玩意啊,谁讲都差不太多,也是因为这个,我今天就增加了一点儿新的元素。那就是以村上文学为切入点,同时介绍大家未必多么留意的、作为翻译家的村上春树的翻译观。粗线条梳理概括一下,我在文学翻译教学中和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经常对学生强调我切身感受的几点。几点呢?四点。一是之于翻译的母语,二是之于翻译的外语,三是之于翻译的love。听不懂了吧?哈哈,之于翻译的爱。翻訳への愛情,之于翻译的爱。第四点是之于翻译的文体,文体スタイル。

在讲这四点之前,我想讲几句不知是自吹自擂还是自谦自虐的话。刚才说了,我所供职的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山东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第一任系主任是浙江出身的梁实秋先生。哈哈,套套近乎嘛。因此梁实秋也是我的第一任系主任——在理论上。他当然没有领导过我,也压根不知道我。说心里话,我是多么渴望由他领导我啊。如果他领导我,那么我翻译的夏目漱石啦,芥川龙之介啦,川端康成啦,井上靖啦和村上春树什么的,那毫无疑问是响当当、当当响的专业成果。这是因为梁实秋不仅是教育家、散文家、学问家,而且是人所共知的翻译家。大家都知道,梁实秋先生本来打算用二十年时间翻译完莎士比亚全集。而实际上,从大陆翻到台湾,用了三十年时间。翻译完了,同事们为他举行所谓庆功会,梁实秋在会上发表即席演讲。他说呀,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他必须不是学者。如果是学者,就搞研究去了。二是,他必须不是天才,如果是天才,就搞创作去了。三是,那个人必须活得相当久。他接着说,很侥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了。大家听了,开怀大笑,气氛一下子放松下来。

作为我,当然不能、也不敢跟人家梁实秋先生比,但是他所说的这三个条件,我想我也大体具备。我呢,不是像样的学者,说实话,我本来是想当学者的。想当这里的许钧教授那样的,响当当、当当响的学者,至少写它两三部砖头厚的学术专著,“啪”,往桌面上一砸,把周围同事吓他个半死。但幸也罢,不幸也罢,碰上了村上春树,我呢,就堕落成了翻译匠。学者呢,没当成。当然呢,我也必须感谢翻译匠这个身份。假如不是翻译匠这个身份,浙江大学,我想,一般不至于请我来。所以说嘛,说句闲话,村上既耽误了我,也成全了我。哎呀,对呀,刚才说了,这三个条件我大体都具备。我呢,不是像样的学者,天才更是无从谈起,即使同作为本职工作的教书匠相比,让我虚名在外的,刚才说了,也好像更是翻译家。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教授,而大多知道我是个翻译匠。其实呢,这最为人知晓的翻译匠也纯属歪打正着。过去有名的翻译家,今天上午提到的林纾林琴南,还有苏曼殊、朱生豪、梁实秋、周作人,周氏兄弟,郭沫若、丰子恺、冰心、杨绛、傅雷、王道乾、查良铮、汝龙等人,也大多出身于名门望族或者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史,长成游学海外,西学、国学、家学,熔于一炉,中文、外文,得心应手。翻译之余搞创作,创作之余搞翻译,或者翻译创作之余做学问,往往兼翻译家、作家、学问家于一身。刚才说的梁实秋先生,就是完全是这样,那也是众人开怀大笑的理由。

而我呢,截然有别。我不怕家丑外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作为闯关东的后代的我,出生于东北平原一个至少上查五代皆躬耕田垄的农户之家。再说一句吧,据我妈妈说呀,在农村出生,接生婆没来,我先来了。所以我妈就自己,在已经烧好的那一大锅开水,拿一把剪刀往大锅的开水里蘸一下,自己剪断了脐带。从此我就脱离母体,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正因为这点吧,我基本上是不过生日的。你想,母亲生我那年才十九岁。现在的十九岁女孩正是上大一、大二,正是看手机,和男朋友、女朋友花前月下的时候;而我母亲却在农村的土道前,拿一把剪刀剪断婴儿的脐带。你说那该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眼神!所以我基本上不过生日。嗯,五十年代初。你们总有老师、同学开玩笑说,林老师你看起来很年轻啊。其实我是五零后,而且是靠前的五零后。也许你们说了,林老师你这,你看,不但满面红光,还满头乌发。不瞒大家说呀,我想我是来西子湖畔浙江大学开会,我昨天晚上我想,我总得形象,得体面一点。昨天深更半夜,你说什么叫孤独呀?我想,再孤独也不会有一个老男人,深更半夜,“咔哧咔哧”,一个人对着镜子染头发。你说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孤独的事情吗?简直超越了孤独,已经到了悲凉的地步。

闲话不能多说,阿莉塔老师是找我讲翻译,你说你这讲些什么,哈哈。就那样出生在东北平原一个小山村,我们姓林的,林姓以文功武略彪炳青史的人比比皆是。近代林则徐,现代当代,林彪。但是我们这一阵呢,大体上没有办法盘龙,没有办法高攀。所以我出生不久,就随着在县供销社,在公社,现在叫乡或者镇了,(在)县城和半山区村落之间辗转流离。从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定居在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小山村有多穷?借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话来说,“穷得连乌鸦都会哭着飞走”。任何人都不会想到,那样的小山沟,日后居然会走出一个据说多少有些影响的翻译家。好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常产生笑话,那真是一个笑话。

回想起来,这要首先感谢我的母亲,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如果母亲不把她自己稀粥碗底粒粒可数的饭粒拨到我的饭盒里,让我带着去上学,我恐怕很难完整地读完小学。其次要感谢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虽然是一般的乡镇干部——现在的乡镇干部怎么样我不知道了——但我父亲十分喜欢看书。我们家有个书箱,里面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红岩》、《红旗谱》等许多新旧小说。这就使得小山村里的一个穷娃娃从小有机会接触书,接触文学。再次呢,我还要感谢我自己。感谢我自己算是怎么回事呢?感谢我自己对看书毫不含糊的痴迷、迷恋。我确实喜欢看书,不喜欢说话,不喜欢和同伴同学打闹,只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某个角落里看书。小时候所有快乐的记忆,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都和书有关。这样呢,我最喜欢上的课就是语文课,成绩也最好。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啦,山村小学全班二十一个人。那好的确是好,我把他们甩得基本上看不见我。

至于外语,连外语这个词基本上都没听说过。那个时代的乡村小学,真的,外语这个词,真的都没听说过。上了初中,因为文革的关系,我65年上初中,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只上到初一就上不下去了。停课闹革命了,上山下乡了。你们看《平凡的世界》,大体知道。那初一那一年也没学过外语。所以大家,我不说你们也知道了,我是初一上大学,实质上是小学上大学,读了七年书就上大学。我上的而且也是985、双一流,吉林大学。尽管和浙大无法相比了,那(还是)东北第一高等学府,尤其在日语方面。所以上初一,只念到初一,也没学外语。由外语翻译过来的书倒是看过那么几本,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什么的,但没有意识到那是翻译作品,别说译者,连作者的名字都没有留意。也就是说,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完全没有外语意识和翻译意识的意识当中度过的。

由于语文和作文成绩好,作为将来的职业,作家啦,诗人啦,甚至记者啦什么,倒是模模糊糊地设想过。但是“翻译”两个字,从没有在我的脑海出现过,压根不晓得有翻译这种活计,就像你们今天不晓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革的什么命。阴差阳错,上大学学的是外语。外语,日语。不怕你见笑,在学日语之前,我压根不晓得天下有日本语这么个玩意儿,有日本语这么个语种。我以为日本人就像小时候不知道看过多少遍的老抗战片,《地道战》、《地雷战》里的鬼子兵那样,讲一口半生不熟的汉语,张口“你的死啦死啦的”,闭口“你的八嘎呀路”“米西米西”。我以为,哦,日本人就这么讲话。上大学,入学申请书专业志愿那一栏,作为栏目倒也是有的。但因为正值文革,那一栏,你们专业志愿那一栏,你们死活猜不出我填的是什么。我填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结果也不知什么缘故,党一拍脑门,安排我学了日语。完全是一个谜,不知道党出于什么考虑安排我学了日语。假如安排我学习我从小喜欢和相对得意的中文,那么今天我未必成为同样有些影响的作家或者文学批评家。而如果安排我学兽医,当时长春有兽医大学,那后来变成解放军后勤大学,再后来并入吉林大学了。那比如兽医大学,你说假如安排我学兽医,在农业基本上实现机械化的今天,我十有八九失业了,或者开动物诊所,给波斯猫、给哈巴狗打绝育针去了。

但是作为事实,反正我被安排学了日语,并且结果成了日本文学与文学方面的研究生导师,成了大体上像那么回事的满世界忽悠的翻译家。不是我高大上,不是我说漂亮话,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感谢党。党就是英明吧,你看,英明安排。否则,只读到初一的山里娃娃,你说怎么可能跟人家洗练的城里人,专门写城市题材的日本的村上春树套上近乎?不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翻译”两个字的人怎么可能成为翻译家呢?当然,事情也可能有另一种解释:命运,或者说,际遇。但是命运也罢,际遇也罢,都离不开人的努力、人的安排。

迄今为止,我自己写了七八本书,翻译了七八十本书。其中,村上系列至少有四十二本,第四十二本就是《刺杀骑士团长》。今天上午我忍痛割爱,把《刺杀骑士团长》的681页手稿捐给了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真是忍痛割爱呀。其实呢,有三个原因让我不想捐。一个是我的字,字迹实在是太潦草,写完第三天,至少有三分之一我自己都不认得了,拿不出手。第二点呢,舍不得。原稿就像自己的孩子,孩子总是自己的好。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刚才说了,我就想啊,假如哪一天一不小心我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的手稿就值大钱啦。我就不在这里忽悠啦,在杭州西湖边拿了个小板凳,坐在西湖边大柳树下,摆地摊卖手稿,发大财了。好在许钧教授说:“你放心,放在我这里比放在你书房里还要保险。我们要建立恒温的、防火防盗的。”

啊,翻译了七八十本书,村上有四十二本。村上的总发行量去年年底就超过了一千万册,一千零五十六万册,今年年底肯定超过一千一百万册。一般认为每册书、每本书有四个读者。那么,一千一百万乘以四,村上的读者,或者我翻译作品的读者,就在四千万上下,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不止一两代人的阅读兴趣、审美取向、生活情调,以至心灵品味。有一次我们院长对我的贡献表示怀疑,他说你也没有什么国家社科基金,你说,我们该怎么样评价你呢?我说院长啊,那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你想,一个人不靠任何团体,不靠任何组织,仅靠手中的一支笔,能给三四千万人的心灵以颤动,以审美愉悦,这个贡献你说还小吗。他想了半天,没办法回答我。我说,假如你的评价体制无法评价,那不是我的问题,是评价体制的问题。好啦,我不能背后讲我们院长的坏话,这涉及到我的人品问题。

这样,不谦虚地说,或者实事求是地说,我的翻译呢,在翻译界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即使错,咱们也错得别具一格,你想那么错还错不出来的。所以许钧教授今天对我特别欣赏,(把我)放到第一排坐,还跟我说,哎,林老师啊,你看,我把你排名放到校长的前边。我说,诚惶诚恐。他说,这不,这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你看,真就是价值取向问题。有生以来,兄弟我第一次排名在校长前边。这就是一个学者的见识,一个学者的价值观,学者的胸怀,那不一样。真是第一次,我在外边走多少次了。绝对不一样。这样我们的大学才有希望,才是希望所在,这与我个人无关。是啊,刚才说了,即使错也错得别具一格。因此呢,在翻译界有所谓林译、林家铺子之说。可是呢,我没有受过专门的翻译训练。既没有在我的母校吉林大学上过mti——翻译硕士专业研究生,研究生班,也没有在相应的学术研究机关进修过、访学过。也就是说,尽管我从事翻译教学,却没有接受过翻译教学;尽管我没有接受过翻译教学,却在结果上成了翻译匠,并且在翻译一条街开出了名气上未必次于浙江乌镇经典林家铺子的“冒牌”林家铺子。不仅名气,经营状况也不至于穷困潦倒。你看,都忽悠到这里来了,都忽悠到经典林家铺子门口来了。是冒牌的厉害还是原版的厉害,这事儿是说不清楚了。那大家听到这里或许要问了,那里面有什么门道,有什么高招,有什么诀窍,你得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也想这样。人之常情。那么我就简单介绍介绍,刚才说了有四点。

先说第一点,之于翻译的母语或者中文。刚才说了,我这人本质上是个书呆子,这把年纪我连个党支部副书记都没当过。有一次我跟许钧开玩笑说,1985年我们俩一同出道,那时在烟台,全国青年翻译工作者经验交流会上,我俩第一次见面。我说你混得多好啊,那头衔多得都数不过来,我连党支部副书记、教研室副主任都没当过,所以我本质上是个书呆子。假如今天这个会叫我来筹办,那我肯定一筹莫展。我从小就喜欢看书,长大还是喜欢看书,看书的兴趣甚至超过看邻院漂亮姑娘的兴趣,不过你们可别误解。我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个真正的男人。长大后看书的兴趣也远远超过对一官半职的兴趣。看小说,看诗歌,看散文杂文小品文,不光看,不少时候还边看边抄写漂亮句子。现在都好像还能闻到,在乡下茅屋煤油灯下,一边看书一边抄写漂亮句子,头越来越低,“兹拉”一声额前头发烧焦的特殊味道。而且这个习惯,边看书边抄写漂亮句子这个习惯,断断续续差不多持续了半个世纪,一直持续到现在。翻阅读书笔记,前不久我不知道从哪里抄到这样的漂亮句子。“一杯香茗,万帘花影。幽帘冷月,万籁稀声。”我觉得这句子好,还有“山衔落日,野径鸡鸣。”还有“清风十里,明月一天。”我就赶紧抄下来了。用到我的文章里。也不加引号,那就是我的。人生当中一点小计谋还是需要的。这也不存在学术造假,因为我写的也不是学术文章,散文杂文,而且这两句许你用就不许我用啊。

与此同时我还习惯每天睡觉前,看一两篇原创散文。我搞翻译的时候,是不看别人翻译的东西的,不是我瞧不起别人的翻译。而是因为翻译具有传染性,看完了别人的,那种翻译腔很久很久去除不掉,影响我对语言纯正、敏锐的感觉。我也看跟自己翻译风格相近的原创散文,或者说美文,把漂亮句子录入脑海,带入梦乡。也许你们笑我幼稚。你们会想林老师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都混上教授了,怎么还像个初中生似的。可是我要说,在语言艺术面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永远是个孩子,应该永远保持一颗童真之心,敬畏之情。可以断言,正是这样的阅读热情和阅读习惯,培养、呵护了我的一点点写作能力、修辞自觉和文学悟性。或者说在感受、体悟语言和艺术之美面前,表现出一点点灵性。

有一次在上外演讲,演讲完了互动时,一个男生勇敢地站了起来,问:“林老师,我也想搞文学翻译,怎么样才能过提高文学翻译水平?”这是他的第二个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林老师,你对自己的翻译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我想了想,回答:大概是我的译文中时隐时现、或有或无的一点点灵性或者说灵气吧。尽管灵性、灵气在所有译文要素中,大约仅占1%甚至0.1%,但正是这1%甚至0.1%使得我笔下99%以至99.9%的文字活跃起来,机灵起来,带有种种微妙的、不可言传的韵味和生动表情。看翻译水平怎么样,其实作为读者一眼就看出来了。好的翻译文字是在纸上起舞的。(紙の上で踊っている。)差劲的翻译是趴在纸上的,拎都拎不起来。那恐怕就取决于除了相应的必须具备的语言功力、文学修养之外,就取决于1%的灵性。翻译的最后附加值基本就取决于最后的1%。老师可以教到85分,剩下的15分就是个人的造化。

灵性说绝对些,可能多少与天性、禀性有些关系。那么灵性从何而来啊,你们会说林老师,我也想有啊。你别只管自己有啊,那玩意儿怎么来的。恕我重复,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来自母语阅读,母语熏陶。也就是说母语关乎灵性,关于审美,关乎心灵藉慰的捕捉,以至天人之际,信息通道的畅通。而这些大而言之,与人的幸福感有关,小而言之,与文学翻译的效果有关。我们都是学外语的,我也是外语教授,但是我从来不强调外语多么重要。现在说从孩子抓起,从小学英语。村上春树有个外甥女,从小学英语。村上春树说从小整个good morning,那有什么意思。日本有许多英语绘画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英语培训班之类的。村上春树有一次在街头上拦住一个从英语绘画班出来的中年妇女,问你为什么要上英语绘画班啊。这位中年妇女很严肃地说,要是有老外在街头向我问路,我可以告诉他啊。村上春树说,这种概率一来很低,二来即使不会英语,要是想告诉他,总还是有办法的。我大体也是同一种看法。我在农村干了好几年活,差不多二十岁才学的外语,那不也学出翻译家来了嘛。

别怪我自吹自擂啊,我的日语口语相当一般,比我好的人比比皆是。所以我从来不用日语演讲,扬长避短乃人的天性。但我有一样值得自吹的是,我的词汇量大。我甚至吹到什么程度呢,天底下没有我不知道的日语单词。有我不知道的日语词那是一件奇怪的事,毕竟我翻译八十几本书,要是一边查词典,一边吭哧吭哧,别说翻译八十本,就是看八十本都谈何容易。我基本不用查字典,一页一页翻过去,语言转换大体是瞬间完成。

四年前在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好书”开讲大会的颁奖嘉宾,我和北大的辜正坤教授,作为引进版图书的嘉宾上台颁奖。那不可能马上颁奖完就走,总得聊上两句。辜正坤是研究莎士比亚的研究专家。我们俩其实已经演习了四个小时,就为了这么几句话。所以上台他装模作样地问我,林老师,现在大家都说翻译作品读不下去,至少翻译水平较差,你看是什么原因。我这样回答,这方面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我想是不是跟阅读量有关?老一辈翻译家大多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史,长成留学海外,可以说学贯中西。现在搞翻译的人,客观上由于受手机、电脑等种种图像媒体的冲击,读书量明显减少。因此,不管是语言功力、修辞自觉还是文学悟性、艺术灵性都不够到位。说到底,一个人如果不能用中文,用母语写出一手像样的文章,那基本上不太可能搞出像样的翻译。翻译终究是母语的特殊写作,用今天上午参加会议的毕飞宇的话说,一个翻译家如果丧失了母语写作能力,那么外语再好也没有用。

刚才我说上外一位男生提问,他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也想搞好文学翻译,怎么才能提高文学翻译水平。”这个话题回答起来太长了,我就问他,你写日记没有。那男孩愣住了,我就告诉他,写日记是最基本的母语写作训练。如果你连日记都不写,恐怕文学翻译水平的提高不太容易。傅雷就说过,傅雷也是你们浙江人,翻译家东北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真有这个可能。有一次我跟杭州人半开玩笑,你们杭州江南出才子佳人。我们东北尽出胡子、马匪。傅雷先生说,一个成功的译者,除了钻研外文外,中文也不能忽视。他说,“译者虽尽舌人,但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是难彻底理解原著。即或理解,也不能深切领悟。”

2016年去世的复旦英语大家、《中华汉英大词典》的主编陆谷孙教授说过,在学好英语的同时,一定要将汉语作为维系民族精神的纽带来掌握。陆谷孙教授在他所写的《余墨二集》中说,有一位博士生导师写了一本语言学的理论著作送给我,上面写了陆谷孙教授扶正。陆谷孙教授接着说,扶正是什么意思啊。扶正是过去有小老婆的时代,大老婆死掉了,排序最靠前的小老婆变正房了,那叫扶正。我看到这里想,是不是那位教授写的是指正,写潦草了变成扶正。但笔画怎么潦草,指正看起来也不像扶正啊。

换一种说法,外语学得再好,也变不成外国人;而如果汉语学得不好,就会越来越不像中国人。至少不像有精魂的中国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一切取决于母语,外语可好可不好呢?这是我要谈的第二点,之于翻译的外语。我作为翻译匠搞了三十多年翻译,还作为教书匠教了三十多年翻译课。而教翻译课一个相当恐怖的活计就是批改翻译作业,几乎所有学生在做翻译作业的时候忽然变得不会说中国话了。就好像老外在写汉语作文,汉语造句,你说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很长很长时间,我都坚定认为是学生母语能力差造成的。后来教研究生的时候才慢慢感觉到,即使用中文写读书报告写得有声有色的学生,在做翻译时外译中的时候也糟糕得判若两人。这就促使我意识到,翻译的优劣并不像我原来认为的那样,由母语好坏一锤定音的。翻译也和外语能力密切相关,不是指读解能力,而是指欣赏能力,尤其对文学性外语词汇微妙意味的感受捕捉能力。简单说来,就是语感问题。那么语感从何而来呢,应该说和汉语一样,主要来源于对原著文本的大量阅读。遗憾的是,文本大量阅读明显是如今大部分学生的弱项。即使是研究生,我所在的985、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看过三五部原著长篇小说的英语、日语研究生都很少,至少不占多数。相比之下,他们对用于应试的语法、句型练习题、习题手册之类更感兴趣。也就是说,他们接触的大多是机械化、模式化、规范化、可以数字化的东西。可是数字化、规范化是文学的大敌。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办法通过文本大量阅读在具体语境中感受活的语言,从而形成良好的语感,以至不能够把握除了字典上标准意义之外的千变万化的外延性、引申性指射及其微妙含义。这样一来,翻译的时候唯字典马首是瞻。所以不是缩手缩脚、亦步亦趋,就是野马脱缰、天马行空任意翻译,就使得译文或者枯燥无味,或者走样变形,甚至语句不通,文理不通。

举个例子,日语有个常用词にっこり,にっこりとは,英语smile。按词典标准释义是微笑。老老实实翻译成微笑当然正确,但对于艺术,文学翻译当然属于艺术。对于艺术来说正确并不是,至少不总是重要的。对艺术来说,正确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化。钱钟书说,入于“化境”。而要想入于“化境”,就必须通过原著文本大量阅读打磨外文语感,这样才能进入词典、教科书、语法书之外的神奇而广阔的天地,翻译当中才能获得某种程度上电光石火般的审美灵感和选项自由,也就是所说的入于“化境”。这样,にっこり就会有无数种译法。比如微笑再往前一点微微一笑,轻轻一笑,淡淡一笑,浅浅一笑,嫣然一笑,粲然一笑,莞尔一笑。还有妩媚地一笑,动人地一笑,好看地一笑。再或者笑眯眯,笑吟吟,笑嘻嘻,甚至嬉皮笑脸,偶尔都不妨一用。当然,特定语境中的最合适的译法,最佳选项只有一种。比如说林老师站在台上,那你就不能翻译成林老师笑嘻嘻地站在台上,或者是林老师嬉皮笑脸地站在台上,那我肯定就不欢喜了。你说林老师笑吟吟地站在台上,笑眯眯也凑合,最佳选项还是笑吟吟地站在台上。如果我是女性,笑吟吟地站在台上非常不错。林老师不时莞尔一笑,用在男人身上就不合适了。特定场合下最佳选择只有一个。

我记得两年前,在台湾淡江大学有个翻译圆桌会议。中间休息时我出去,一位中年女士跟了出来,问我,文学翻译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比较好的。匆忙之间,我就简单回答,如果你晓得“并且”和“而且”的区别了,那可能就差不多了。女士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说是啊,“并且”、“而且”,“况且”、“何况”,又比如“但是”、“可是”,“不过”、“然而”,一般人怎么用都无所谓。但作为译者和文字工作者,你就必须知道“并且”和“而且”的区别,“但是”和“可是”的区别,该用“但是”的时候不用“可是”,该用“可是”的时候不用“但是”,非此即彼,只有唯一。而译者的任务就是找出那个唯一。通过十几分之一,几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向原著的百分之百逼近approach,但永远只是逼近,精准到达是不可能的。我的做法也是这样,抓耳挠腮找那个唯一,不过很多时候不是我抓耳挠腮找那个“唯一”,而是那个“唯一”正在静静地找我。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就是化境,就是化。而化的前提,就是语感的打磨和形成。

我的老伙计村上春树也很清楚语感和“化”的关系,他在翻译《夜话》那本书中说道,翻译课程如此这般教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模式,使之在译文中实实在在地化成有生命的东西才行。至于如何“化”,则是每个人的センス语感问题。而拥有语感最原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文本的大量阅读。一次我对我的研究生没好气地说,没看过十本原著长篇小说,别来跟我讨论翻译。我说的你听不懂,即使脑袋懂了,心也不懂。頭ではわかっても心にはわかってくれない、ピントこない。就是我们不是在一条线上移动,老师可能已经进入地下室了,你还坐在二楼客厅翘着二郎腿喝茶,那这样无法对话。语感可以使你进入地下室甚至地下室的地下室。(讲不了那么多了吧,啊?三点了啊,还有半个小时,快点。我一看有男孩女孩看着我我就有超常发挥,哈哈哈。男老师,男人真是无可救药。)

除了上面第一点第二点所说的,通过中外文本大量阅读形成的语言功力、修辞自觉、语感,或者对文学审美的感悟、表达能力,那么从事文学翻译还需不需要别的呢?这就涉及我要说的第三点,那就是爱(あいじょう),love,之于翻译的爱。村上春树说过呀,他说翻译是某种蛮不讲理的东西。蛮不讲理,日文的原来说法是りふじん,理不尽,翻译是某种りふじん,蛮不讲理的东西。说是蛮不讲理的爱也好,蛮不讲理的共鸣也好,或者说是蛮不讲理的执着也罢,反正,没有那类东西是不行的。他后来在《翻译与被翻译》那篇随笔中再次指出,他说啊,“出色的翻译首先需要的恐怕是语言功力,但同样需要的还有——尤其文学作品的翻译——那就是,同样需要的还有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说得极端些,只要有了这点,其他概不需要。”“说起我对别人翻译自己作品的首要希求,恰恰就是这点。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只有充满偏见的爱才是我充满偏见地爱着的至爱。”说得也够绕口的,“只有充满偏见的爱才是我充满偏见的爱着的至爱”。在两三年前写的《作为职业的小说家》中他又一次强调,“即使出类拔萃的译者,而若同原作、同作者不能情投意合,或者禀性相违,那也是出不了好成果的,徒然落得双双心力交瘁而已。问题首先是,如果没有对原作的爱,翻译无非是一场大麻烦罢了。”这说的倒也是大实话。如果没有对原作的爱,翻译无非一场大麻烦罢了。不言而喻,爱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我,就是进入如醉如痴的忘我境地。再次借用村上的说法,就是要“把自己是作家啦,要写出优美自然的母语啦等私心杂念统统抛开,而只管屏息敛气地跟踪原作者的心境涟漪。再说得极端些,翻译就是要舍生忘死。”这是他的原话,“翻译就是要舍生忘死”。与此相关,村上还提到敬意(レスペクト),提到敬意,他说:“关键是要对文学怀有敬畏感,说到底,如果没有对先行作家的敬意,写小说、写文章就无从谈起。小说家注定是要学别人的,否则写不出来。翻译也一样,没有敬意是做不来的,毕竟是很细很细的活计。”爱和敬意(ラブ、レスペクト),含义当然不同,但这里区别不大。前者讲的是充满偏见的爱,后者讲的是怀有敬意的爱。说起来,大凡爱都是带有偏见的,没有偏见也就无所谓爱,爱也就无以成立。换句话说大凡爱都是偏心,都是偏爱。博爱,那有几个人能做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日语说麻子窝也是小酒坑,把日本人说得更狠了,中国人还算是文雅的,含蓄的。麻子窝也是小酒坑。同样,如果不心怀敬意甚至瞧不起对方,爱也很难成立。也就是说,偏见和敬意都是爱赖以产生的前提。事关翻译,那就是要爱翻译,要对翻译本身,要对原作一见钟情,一厢情愿,一往情深。类似的意思,如果让傅雷来说那就是“热烈之同情”。而余光中,今天上午一再提到,余光中说的更加形象——余光中的母亲是浙江人吧?他说,我是江南人。虽说他生在福建。我就想方设法往浙江上靠,怎么、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余光中说:“翻译就像一个演奏家诠释音乐,”“到了入神忘我之境,果真就与贝多芬相接相通了,到此境地,译者也就成了天才的代言人。”还有一次,翻译台湾香港地区有名的散文家、藏书家董桥,他写了一本名叫《乡愁的理念》,一本小书,里面也谈到翻译,而且谈的多少有些色情意味,ちょっと、いささかエロっぽいです、おおやけにはちょっと大きな声で言えません。董桥把译者分为“下等译匠”和“高等译手”两种,他说:“下等译匠,‘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被原文压得死死的。”“或者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只好硬来硬要。”下一句我就不说了,高等译手呢,则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以至男欢女爱,如鱼得水。”所以翻译不能“同床异梦”。而另一方面,恐怕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够让译者投入充满偏见的爱,或者“热烈之同情”,从而到了“忘神”,从而到了“入神忘我之境”,比如我翻译夏目漱石,翻译村上春树,或许可以这样,而翻译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尤其太宰治,就不行。我也翻译过太宰治,《人間失格》,大家都翻译《人间失格》,我想一想《人间失格》,不懂律的人都看不懂啊,我索性改成“人的失格”,准确翻译应该是“失去做人的资格”,或者“不够格的人”,但在形式上呢,离原文《人间失格》离得比较远,所以翻译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文的形式。这样我就想来想去,“人的失格”,也有一点怪,但都可以听懂、看懂。那翻译他的东西我就几次气得我把他的书一把扔到地下去,或者时不时地要打开窗户看一看蓝天白云。人怎么能活到那个份上?一个男人活到那个份上,岂不是太不争气了?但就是有那么一种活法。那本书还卖得相当好,我就想哎呀咱们中国人怎么会欣赏那样的东西呢?所以这就有一个选择问题。也就是说要选择情投意合,能够爱得起来的对象。

茫茫人世,芸芸众生。原作者碰巧遇上合适的译者,或者,译者有幸邂逅合适的作者的概率,无论如何都不会很高。记得有幸遇上合适的英译者葛浩文的莫言——今天上午提过——莫言说过,他说一流的小说遇到了一流的翻译家,那就是天作之合了。顺便说一句,莫言还说过:“文学翻译大概有三种可能性,其一是二流作品被一流译者译为一流作品;其二是一流作品被蹩脚的译者译成二流,甚至三流作品;其三,就是刚刚说的,一流作品遇上一流译者的天作之合。”莫言紧接着补充了一句:“越是对本民族语言产生巨大影响的,越是有个性的作品,大概越是难翻译,除非碰上天才的翻译家。”

最后说第四点,基于翻译的文体,スタイル,不是文章题材的那个文体了,大家都知道,翻译这个东西,严复的“信达雅”也好,朱生豪的“神韵”也好,傅雷的“神似”也好,钱钟书的“化境”也好,许渊冲的“意美”也好,村上的“充满偏见的爱”也罢,最终都要落在、体现在文体上面。在这个意义上,大家知道,原作的主题、结构、人物形象没有译者介入的余地。译者所能介入的,或者说始终面对和处理的,始终都是文体。汪曾祺,老作家了,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村上春树说:“文体就是一切。”(“文体はすべてである。”)这是他的原话。文体就是一切。我呢,一向认为,一般文学翻译和好的文学翻译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转述故事,后者再现文体和美、文体之美、美的文体、美的文体生成的审美意蕴。就村上作品的翻译来说,尤其要注意重构其文体的节奏之美。节奏之美。关于节奏,村上这样说道:“翻译也好,创作也好,大凡文章,最重要的就是节奏。文章这东西,必须让人、必须把人推向前去,让人弓着身子一路奔走,而这靠的就是节奏,和音乐是同一回事。”出于这样的认识呢,村上,大家知道村上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翻译家。他翻译的量和创作的量基本是相等的。你想,以一己之力翻译了《雷蒙德•卡佛全集》,至于《麦田里的守望者》、《漫长的告别》、《了不起的盖茨比》——那还不算。前不久,上个星期,村上召开记者招待会吧,“我已经……我没有孩子,死了,资料散失了怎么办?所以捐给母校,早稻田大学。”两万件的东西,手稿,藏书,被译成50多种外语的译本,还有无数的唱片。他的唱片不是我们这个cd,转盘。他村上是不听cd的,咱们的耳朵听不出来cd和唱片有什么区别。村上没有小孩,他已69岁了,马上70,考虑这点也是很正常。也有一种悲凉意味,人总要走下台,没有办法的事。所以村上作为翻译家,他曾经这样描述过翻译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感觉,他说啊,“塞林格这个人的文章节奏简直是魔术,无论其魔术性是什么,都不能用翻译扼杀。这点至关重要,就好像双手捧起活蹦乱跳的金鱼,刻不容缓地放进另一个鱼缸。”这话说得也很灵光,保持节奏就像把活蹦乱跳的金鱼,双手捧起活蹦乱跳的金鱼刻不容缓地放进另一个鱼缸。今天上午来参加开会的谢天振教授用他一再重复引用的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修辞家的那句名言来说,就是“翻译的时候不应当像数钱币那样,把词语一个一个数给读者,而应该把原文的重量称给读者。”不用说,重量就是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也就是文体和节奏称重,换句话说就是捧金鱼,也就是文体节奏的控制与再现。事实上,村上文体的主要特色也是节奏感、幽默感、简约感,我想这不妨称之为村上文体的三大特色。也许哪位要问了:林老师,你原作文体的再现,完全再现是可能的吗?或者说得痛快些,你翻译的村上春树,是不是百分之百、原汁原味的、一个螺丝钉都没有换过的、整车进口的村上春树?对此我想这样回答,老老实实地回答:主观上,我认为我翻译的村上春树是百分之百原装村上春树,没有这个自信和追求,翻译这件事就干不下去了,这个活就无以成立。但是客观上,我必须承认,那顶多是百分之九十,甚至翻译过头了,120%的村上。不是我狡辩,不单我,任何译者,哪怕再标榜自己如何忠实于原著的译者,都概莫能外。说白了,百分之百的原作文体、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这个星球上哪都不存在。其实甭说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挪威的森林》那么纠结的东西,即使i love you那么再简单不过的英语短句,翻译起来都可能一个人一个样。张爱玲,大家都晓得,有一次张爱玲的朋友问张爱玲,如何翻译i love you。并且告诉张爱玲有人翻译成“我爱你”,张爱玲说,文人怎么可能讲这样讲话呢?“这么翻译——原来你也在这里。就足够了。”后来偶尔翻译文学史料,哦,原来她是,当年对胡兰成这么说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和胡兰成结了又离了,那是后话。以后男生要注意了,有哪个女生说“原来你也在这里”,可别错失良机。以我有限的人生经验,良机,好机会人生也就那么三至四次。还有刘心武有一次问他的学生如何翻i love you。学生脱口而出“我爱你”。刘说啊,“研究红学的人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这么翻译:这个妹妹我见过的。”这个妹子我见过的,就足够啦。看来以后女生要注意了,有哪个男生对你说,哎哟,这个妹妹我见过的。也别不当回事,当然对于女生来说这样的机会太多了,都当回事也受不了。夏目漱石,夏目漱石留学英国,他是英语教授了,东大的,也有一次让学生翻译i love you,那学生当然翻译了なんか、君のこと愛するよ,夏目漱石:“我们日本人哪能这么讲话,这么翻译,今夜は月が绮丽ですね。”今宵月色很好,今宵月光皎洁,足矣,足矣。王家卫就更绝了,香港导演王家卫有一次也是叫他的演员这么翻译,翻译i love you,当然也都翻译成我爱你,其实演员也很傻,导演让你翻译i love you,他不可能让你翻译成“我爱你”。但大家反应不了那么快,也翻译成我爱你,王家卫说啊,那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应该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坐过摩托车了,也很久很久没有这么近地尝试接近一个人了,虽然我知道这条路不是很远,知道不久就会下车。可是,这一分钟,还是让我觉得好暖,好暖。”这也太玄乎了吧,不过就算去掉王家卫这么玄乎的,这么极端的例子,那也还是一个人一个样吧,到哪里去找百分之百等于i love you的翻译呢?何以如此,原因有两个——其一,任何翻译都是基于译者个人理解基础上的语言置换,而理解总是因人而异,并没有精确秩序可循;其二,文学语言是不具有日常自明性的,是歧义横生的,甚至意在言外的语言,审美是其内核。而对审美,审美情境的体悟、把握和复制,那更是因人而异。余光中在上午提到的《翻译乃大道》那本书,其实是一篇文章,这样说过:“翻译如婚姻,是一种相互妥协的艺术。妙有赖于才学和两种语文上醇厚的修养。能成为翻译家,学问之博,不能输于学者;文笔之妙,应能追膜作家,译者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是没有创作的作家。”借用村上的说法:“译者哪怕再扼杀自己的文体,也还是有扼杀不了的部分剩留下来。而剩下的那部分就是,那一小部分可能就是译者的风格。”所以译文总是译者的风格,译者的文体和作者的文体相融合、相妥协、相折衷的产物。融合得好,相得益彰,融合得不好,两败俱伤。说白了,我翻译的村上春树,无非是,啊,我是这么看村上春树的啊,所以我这么端给你。也就是说是林家铺子的村上,而不是阿家铺子的村上,不是许家铺子的村上。这就是译作译文的胎记,那是没有办法的。也就是说,翻译总是在域外、国外、海外,就是总是在域外的一致性,いっちせい,域外的一致性、陌生美,和本土的同质性、熟识美之间保持微妙的张力和平衡,好的翻译总是介于生熟之间,土洋之间。一句话,文学翻译追求的是最大近似值或最佳模拟效果。所以不要找百分之百。所以,村上春树也说过,他说:“翻译这个东西啊,原本就是讲一种语言姑且置换为另一种语言,”“即使再认真再巧妙也不可能原封不动。翻译当中必须舍弃什么方能留取什么,所谓取舍选择是翻译的基本概念。”即使再认真再巧妙也不可能原封不动。既要取舍,那么势必改变原文的秩序,百分之百等值翻译也就成了问号。不过,这种既不是原作文体又不是译者文体,或者既非日文翻版,又未必是纯正中文的文体缝隙,文体错位,文体的错位之处正是译者抒发和施展身手的地方,同时也是文学翻译的妙趣和价值所在。因为原作因此,因之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换一种解释,翻译必然多少流失原作的东西,同时又会为原作增添某种新的东西。流失的结果,90%的村上,增添的结果,120%的村上,二者相加,平均起来,105%的村上,因而客观上有可能超过了百分之百的村上。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呢?你干嘛非得呶呶不休地朝我要百分之百的村上呢?你找村上也要不着,何况,艺术这东西总是介于“似”与“不似”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什么百分之百,你说,卡尔·马克思就百分之百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分之百?博尔赫斯百分之百?压根就没有百分之百那回事儿。有点狡辩了是吧?哈哈。谢天振,上午的谢天振先生也曾经指出:不管怎样忠实的译本,也永远只能是接近,而不是等同于原作。在文学翻译中,译作对原作的忠实,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忠实,是绝对的。与此同时,作为译出与介入翻译的汉语,母语也不吃亏,汉语因此通过翻译得以从语言惯性、日常熟识性或者审美疲劳中挣脱出来,而生发出新鲜的一致性,呈现出某种陌生形态,陌生美。大家知道,陌生美是美的生命,所以男人常说,老婆都是别人的好,就是这么回事,陌生美。孩子总是自己的好,老婆总是别人的好。妻子经常指责男人花心,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审美规律。陌生美是审美的生命,而翻译恰恰提供译本,提供了这么一种陌生美。这样就可以、有可能丰富汉语言文学的语料库。用汉文学、为汉文学语言的表达提供一种新的艺术可能性,启示性,继而带来一种新的文体,新的审美体验,而这在文学上是比什么都宝贵的。

今天上午许钧老师也说了,《刺杀骑士团长》是上海译文花250万的版权预付款,也就是花天价买来的。译成中文,50万字,我粗略地算了一下,译成中文,50万字的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值30元。不是30元日元,而是30元人民币。你看,同是男人,人家混得多好。我翻译过来,每个字值不值0.3元,那都是要打个问号的。杭州西湖边上房子再贵,对村上来说也不在话下。你说,花天价花地价买来的如果仅仅是一个故事,值得吗?肯定不值得,而如果买来的是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或者文体,一种微妙的审美体验,那么花多少钱都有其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我的贡献刚才阿老师已经说、已经夸过了,我再自夸一句,我的贡献主要不在于我翻译了村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你看,多么有趣的一个故事啊,不是这个,而是再现或者重构了一种文体。一看,哦,这就是村上的东西,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一种独具风格的文体,这才是我对文学,甚至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一般人认识不到,所以我就按耐不住了,自己说一说。况且正因为村上文学在中国的第二次生命是中文给的,所以严格说来,它已经不再是日本文学意义上,或者日语语境中的村上文学,而是作为翻译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村上就像演员。当他穿上中文戏服,演完,谢幕,下台之后,已经很难返回原原本本的自己了。原因在于返回时的位置必然同原来的位置有所错位,不可能完全一样,这是这个世界的法则,包括在场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内,谁都奈何不的。金鱼或许可以返回原来的鱼缸,但译作绝无可能还原成原文的文体了。令人遗憾的是,文体这一艺术,似乎被我们这个只顾急功近利,突飞猛进的时代冷落很久了,而我,刚才说了,多少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对于现代汉语的一个小小的贡献,可能就是用汉语重做了村上文体,再现了村上的文体之美,或者莫如说,这不是我的贡献,而是我们伟大汉语本身的贡献,而是翻译的贡献。

我讲完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